李尤白先生1945年创作的爱情呼唤和平的叙事长诗《吕梁山的野牡丹》（以下简称《吕》诗），从出版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。前不久，我在古城西安李老先生的家中，拜访了这位四十年享誉西北诗坛的著名诗人。
1945年8月，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宣告结束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。这一战争给世人留下诸多的思索与启迪，同样也给国人留下不少的深思与启示。
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，20岁的青年诗人李尤白，经受了战争血与火的洗礼，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，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；特别是他曾在吕梁山读书时身上留有日寇的鞭痕，心中烙有伤痕。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迸发的激情凝于笔端，和着泪和着血写出了爱情呼唤和平的悲剧长诗《吕梁山的野牡丹》。时值1945年暑假写起初稿。1947年3、4月连载结束。1947年12月由书报精华社出版，并向全国发行。该诗曾引起远在南京的国民党元老、著名书法家、诗人于右任的注目。还有十多家报刊在半年之内发表了30余篇评介文章和诗词题咏。1956年《吕》诗首先为张静庐主编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》所著录。文革后中外报刊、史籍重评《吕》诗。1984年11月4日《陕西日报》发表了张长仓的《〈吕梁山的野牡丹〉———“五四”以后，西安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》。著名历史哲学家、红学家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树声也撰有《四十年代中期西安诗坛升起的一颗明星———重读〈吕梁山的野牡丹〉》。1990年日本京都出版的《一衣带水》杂志将45年前胡?秋对《吕》诗一阕题词作了转载。《山西文学史》、《山西通志．艺文志》等数十家报刊评价《吕》诗，介绍其作者或诗文评赞。
李老一生坎坷多磨。然而更难忘的是，李老自西安被“发配”到耀县，在十年浩劫中被斗的羽毛纷落，街上的大字报说他是大毒草《吕》诗的炮制者，蹲在牛棚。一个夜深人静、阴冷潮湿的夜晚，突然，传来一阵很轻很轻地敲门声。“李老师，李老师！”灯影里走进来两个青年，来人压低嗓门问：“你就是李尤白老师吗？”他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惊奇地打量着来人。原来那两个青年在街上看了大字报后，慕名到牛棚暗访李先生。“李老师，《吕》诗不是毒草。我家有一本完好无缺的《吕》诗，我读过多遍，常被那动人的情节优美的语言所深深打动。竟想不到在这儿能见到它的作者，我感到荣幸……。”一周后，他将那本发黄的书捧到李先生面前，多么亲切朴素的木刻封面：《吕》诗！“当街上的大字报揭露你炮制所谓大毒草时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呀！”李先生以为人间尚有知音，禁不住热泪盈眶，双手颤抖着接过书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诗人把书捂在胸口上，痴痴迷迷地嘟哝着。待他回过神来，青年已留下书悄悄走了。他自恨当时匆忙之中，竟没来得及询问清他们的姓名。直到后来，李尤白才通过他在耀县工作的女儿打听清楚那两个青年，一个是铜川的葛新禄，一个是河南的刘多生，都是耀县水泥厂工人。据刘多生说，当年持那本《吕》诗是葛新禄的父亲购读收藏多年并由葛新禄送给诗作者，现在葛新禄已经病故。李先生以再不能重晤这位好心的青年当面致谢而抱憾终生。
另一个难忘的日子。1975年，李先生被下放在耀县寺沟公社张豁大队第一生产队时，由群众轮流管饭。6月13日，轮到张孝武家管饭。李先生第一次到他家吃饭，互通姓名。他一听“李尤白”三个字，一连问了几遍：“你就是李尤白？”李先生很诧异地说：“这还能有假吗？你是啥事吗？”他才说：“你写过一本诗吗？”李说：“写过。”他问：“是叫《吕》诗吗？”“对。”他惊异地说：“我多年来还不知这书的作者在上海？北京？今天竟然走到我家来了。我家有一本《吕》诗……”李先生一听这话，马上注视着他：“书还在吗？”“在，但要寻找。”李先生无比高兴。他万万想不到在一个边远的山村能有这样一个奇遇，多像一个久久想念自己的孩子的人一样，想不到在这样一个时空里得有见面的机会。下午，没等他家叫吃饭，李先生就去了。到孝武家里一看，书已找到，放在桌子上，没封面，没封底。尽管如此，李先生还是非常高兴。孝武俩口一见李先生的喜悦之情，就说：“既然你喜爱，就把这本书送给你……。”就这样，李先生一直将这残本保存至今。那是1947年由书报精华社出版的本子，经过那么多沧桑变迁，能保存到今天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当我站在李先生面前，他从书房取出那本珍贵的文物，递予我翻阅，不用说，他的心情是激动的，我的心情也是激动的。昔日，从吕梁山负戈卫国，投笔河汾，辗转西安，他是战士是诗人。80年代，李老成为梨园研究专家和梨园学创始人，名扬海内外。如今先生已年逾七旬，但仍不失一名诗人的情怀和气质，百忙间隙还笔耕不辍，不停地追求艺术的完美。他说，在我有生之年，还打算将《吕》诗中的个别字、词、句修改，以求再版———这仿佛成为老人一个心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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